为什么大部分书都翻译的那么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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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五英语编者按：近日，有出版社出版了内地作家冯唐翻译的泰戈尔诗集《飞鸟集》，因为其中充满冯唐个人化色彩，引发了争议。在冯唐的译本中，出现了“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”，“有了绿草，大地变得挺骚”……有网友评论说，冯唐把泰戈尔翻译成了郭敬明。
冯唐版《飞鸟集》遭到吐槽，已经不是内地读者第一次吐槽图书翻译问题了。“每个字都认识，但连成句却不知所云”，这是很多读者对当前外版书的直观印象。市场上的外版书越来越多，但好的译者却越来越少，堪称经典的译文已不多见。
在翻译界有种说法，一个坏的翻译家翻译一个好的作品会毁了一个作品，而好的翻译家去翻译一个中等水平的作品可能会成就这部作品。中国图书翻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冯唐这种个人风格明显的翻译是不是“很烂”？
中译中，不少公版书直接抄袭其它译本
“中译中”情况很多都出现在公版图书市场上，这类图书的作者已经去世50年以上，因此无需支付版税，只需支付译者翻译费。一些出版社为了压低成本，连翻译费都省了，直接进行“中译中”。例如，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畅销以后，出版界涌现了几十个版本，多数是“中译中”的产物。
夏丏尊先生1924年版的《爱的教育》是中国最早的译本之一，根据版权法，早已进入公共领域。有的对夏先生的译本稍加改头换面后，便明目张胆地将原译者的名字换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时过境迁，语言也随之演变，译者当时所用语言确有不少已不符合今天的阅读习惯，读起来较为费劲，特别是译成中文的意大利人名和地名更是晦涩难懂。
出活快，翻译一部书普遍只有一至三个月
就算不是“中译中”的书，质量也未必能保证。有一些出版商为赶热点市场，缩短了翻译时间，让图书翻译质量失去了保障。据媒体报道，最神奇的图书翻译是十几个人分章合作，一天就译出初稿。这种速度无法出精品，甚至无法将原著的本意表达出来。
翻译家马振骋曾说：“一天翻译一万个字就是不负责任。”傅雷翻译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；萧乾先生、文洁若先生翻译有着“天书”之称的《尤利西斯》历时四年；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用了6年的时间。然而，现在的图书翻译时间缩短为1个月，或者两三个月。萝卜快了不洗泥，很多翻译错误就这样印在了书上。
稿费低，不少译者还是正在读书的孩子
最近两年，翻译大家孙仲旭、草樱等人的离世，让很多人了解了这个行业的清贫。据媒体报道，很多出版社最高给译者开出税前千字80元人民币的价格，假设书的译稿为10万字，翻译费为千字80元人民币，那么需要缴的税为100千字*80/千字*（1-20%）*14%，即896元人民币，与译者付出的辛劳无法成正比。
翻译公司也知道这个价格没有什么吸引力，于是一般通过网上发帖招募译者。在网上接活的往往都是外语院校的在校生，有的人接了活儿，“扒一层皮”后分给朋友或师弟师妹们。这种“扒皮”行为越演越烈，结果终端译者越来越低龄化，甚至有些外语学校的高中生成了终端译者。
越来越多能力有限的学生充当译者，翻译的质量可想而知。
在几十年以前，文学翻译还不是那么廉价。翻译家施康强在早前发表的《文学翻译：后傅雷时代》一文中称，着名翻译家傅雷当年以稿费为唯一收入来源，日译千字就足以保证他过相当优裕的生活，在傅雷的相关着作上，曾提及“五六十年代译书，千字得二十余钱……全家犹有肉吃。”
水平差，译者语言功力和知识水平远远不足
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采访时曾说：“中国翻译最大的困难不在外语，困难在于母语。”顾彬说自己看过一篇文章，说中国搞翻译的基本都是年轻人，20岁开始翻译，30岁再去做别的，而在德国，他发现译者的年纪普遍都偏大，“我发现我今年七十岁才觉得自己会翻译，母语是我最大的问题。”顾彬这样说。
年轻意味着缺乏经验和知识的积累。美国作家麦尔写得《再会，老北京》中，译者就把“洛阳铲”译作了“岩心探测仪”。还有的译者碰到不懂的地方，甚至跳过不译。
专栏作家魏英杰就曾写过：“手头有一本《责任与判断》（陈联营译），书中有《集体责任》一文，该文也为《伦理的现代困境》一书收录。对照阅读之下，便可发现问题多多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甚至让人以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篇文章。如文章开头，《伦理》一书有‘我对可以看作弗伦堡论文的中心论点的两处说明表示赞同’（这句话本身译得不通畅），而《责任》一书却完全没有。可见后者可能被舍弃不译了。”
影子译者，翻译界的“李鬼”
中国翻译界的一个奇特现象就是有大量的“影子译者”，也就是虚构出来的人物，不少出版机构为了能够沾上大翻译家的光杜撰出子虚乌有的人物，混淆视听，以求图书能够畅销。这类图书往往是公版图书，有不少都是粗制滥造的产物。
比如曾经翻译过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的翻译家马爱农，在2013年发现，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竟然已经在短时间内翻译出数十本著作，而且更为神奇的是，她不但在翻译作品的数量上惊人，而且开始变得“神通广大”，同时精通德语、俄语等数种语言，而且还不知不觉中改名为“马爱侬”。
“影子译者”的事件不止这一起。2009年9月26日，天涯论坛一篇名为“惊见中国最牛翻译宋瑞芬，一人通晓数十国语言，什么名著都能翻译”的帖子走红。该贴称，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界文学名著读本(共20余本)，无论原著用英、俄、法、日、德等何种语言写成，均由一名叫“宋瑞芬”的译者独自译成。
这套书作品包括《百年孤独》、《复活》等名著。网友将“宋瑞芬”称作“中国最牛翻译”，并对其语言能力发出质疑。出版书商称宋瑞芬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，但经媒体调查发现，该学院并没有“宋瑞芬”这个人。
译者进行再创作，算不算翻译得烂？
冯唐版《飞鸟集》被骂“烂”，跟以上这些原因又不一样。有专栏作者认为，冯唐是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再创作，这种情况很少见，但是这跟其他不负责任的译者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严复在《天演论》中提出“信达雅”的翻译标准，这一百多年来，翻译界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这一标准把“信”放在首位，体现了对“忠实原著”的推崇。
二十年前，翻译界掀起了一场关于《红与黑》译本的论战。上海《文汇读书周报》把译本分为“等值”和“再创造”两类。当时有学者在香港翻译会议上说：“‘等值’类指译文句子结构与原文形式比较贴近，并较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。‘再创造’指译者对原文的形式与结构进行了艺术变动。译文中注进了译者的个性。读者选择的结果如下：选择‘等值’类的占78.3％，选择‘再创造’类的占21.7％。
如果按照此标准，冯唐的翻译无疑是不合格的。
但是最近几年，有人提出不同的说法。尤其是莫言摘获诺奖，其作品的外译者功不可没，其中包括莫言作品的英译者、美国汉学家葛浩文。要知道，葛浩文不仅没有逐字逐句翻译，离“忠实原文”的准则也相去甚远。他的翻译“连译带改”，在翻译《天堂蒜薹之歌》时，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。
其实，有关冯唐版《飞鸟集》的争论，是几十年来中国翻译界从未争论出结果的问题。很多学院派对冯唐的个人风格凌驾于原作者之上嗤之以鼻，然而他们却忽视冯唐这样写是深谙年轻人的好恶：“男人和女人那点事儿是基调，人体部位描写越直白就越是胆大有个性。”
就连上海外国语大学柴明颎教授也说过：“翻译已蜕变为一种新兴的语言服务业。既然是服务，必须引入服务对象的概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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